20世纪80年代，人们的结婚模式大多是“吃与闹”。而我们到了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时，却不愿再重复那套传统的结婚仪式，心中满怀着对首都向往，高唱着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向北进发，开始了我们魂牵梦萦的蜜月之旅。其实80年代的旅行结婚线路大多是选择都市行。
八十年代初，人们仿佛刚刚从严冬走入早春，充满活力，但畏首畏尾。等到我们大学毕业，我已经到了26岁，当时的女友，现在的妻子也过了25岁。这个年纪，即使是号召晚婚的年月，也到了该摘苹果的时候。但是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，实在不愿再去重复人们玩腻了的结婚仪式，尤其是晚上粗俗的闹洞房。于是，我们提出“旅行结婚”。
什么叫“旅行结婚”？是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么？那得走到哪里？就到县城行不行？家里人这么和我们商量。不！我们要去北京。唱着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长大的我们，眼看就要结婚了，却还没有去过北京。毛主席纪念堂里、天安门、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等，一直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既然那个时候北京被赋予了这么多的政治涵义，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。1982年8月，我们刚刚毕业离开大学校园，稍作修整。就踏上了首都之旅。临行前，带着单位证明，带着大学毕业证书，带着结婚证，我们登上了京广线列车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北京，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任务出门。更让我们腰杆坚挺的是，口袋里我们装了400元钱。双方父母各给了我们200元，这原本是准备操持婚礼用的。要知道，那时候人们的月工资才30多元，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总收入。
那时的火车缓慢而且拥挤，在车上，能找到座位已经属于万幸，至于卧铺，连想都没有想过。火车从武汉出发，过了郑州已是午夜。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我们看着列车轰轰烈烈地碾过黄河大铁桥，心中对北京的企盼反而更炽烈起来。等到次日天亮，彻夜未眠的我们走出北京车站，正好是旭日东升。明媚的阳光，轻松的心情，我们感觉这次旅行应该是很圆满的。
出门在外，头一件事就是住。那年月住宿，可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有这么多的选择。在北京站的地铁口，有一个亭子间的住宿介绍所。所有想住店的人，都得在这里排队。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，亭子里的人在介绍信上盖上图章，附上一张纸片，我们就别无选择，只得按图索骥了。
记得当时介绍的旅馆是“木犀园”，开始我还以为和木犀地是一回事，看地图大约在军事博物馆附近。可等到我们找到地方，才发觉这已经到了郊区，孤零零的一栋楼房，后面就是菜地。地点都可以忽略，关键的是这里已经没有标准间，只能分开住通铺。
新婚旅游，第一晚就分居，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于是，我们只好拖着行李，回到闹市区，想碰一碰运气。我们不相信，偌大个首都，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。
应该佩服那个时代的组织指挥能力，在我们自己寻找旅馆的过程中，对方首先要求的就是出示住宿介绍处的条子，没有条子免谈。此时，我们才明白那个亭子间在我们的介绍信上扣章的用意，如果不住所介绍的旅店，那也不能再被介绍了，一张介绍信只能使用一次。
找不着大店咱找小店，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，我们找到了一家浴池旅社，条件很简陋，价钱才每晚1元钱，但还是要求男女分开住通铺。疲惫不堪的我们曾经想算了，反正白天都在外面，不在乎晚上是不是住在一起。可是，新婚的妻子不愿意，觉得旅行结婚，应该有个好兆头，一开始就分居，那还有团聚的日子么？确实，我当时大学毕业回到河南的部队营地，她则分配到湖北一个县城教书，两地相距几千里，分别团聚成了我们的家常菜。旅行结婚还要分开，实在是不近人情。我们发誓，一定要找一个单间，多少钱都不在乎。
经人指点，我们乘坐了半小时的地铁，到了尽头的苹果园站，终于住进了一家旅馆。一个三人间，我们一人一张床还有剩余，每晚要5元。此时的我们，对首都的向往和热情已经大为削减，觉得花了5元，不多躺一会太亏了。再说，大半天找住处，最后还是找到了郊区，昏昏沉沉，一觉睡到傍晚，我们才觉得应该出去走走才对，要不，怎么叫旅游哇。好在地铁也算一景，半小时地下运动，我们从前门车站走出来，天安门广场刚刚华灯初上。漫步在祖国的心脏，白天的劳累和不快，此时一扫而光。买来一张地图，我们决定，北京的旅游就从天安门广场铺开。这里，从小学的识字课本里，就图文并茂地介绍，等到咱要结婚了，才轮到亲眼看一回，实在是机会难得，得好好珍惜。 |
